治国、做饭、做人、做文杂议

　　治国、做饭、做人、做文杂议

　　邱轩洛

　　查词典知悉，“调和鼎鼐”一词，乃是古人对治国理政大才的一种专誉。是呀，在古时，鼎鼐不仅是一种烹调食器，同时也是国之“重器”(礼器)所在，而更重要的是，像商汤、尹伊、庖丁这样的治国论道大才，其微时也都有立于庖厨的人生经历，而且，他们也都是传说中的坊间烹调神手呢。

　　如此史实，是让人不得不这样去想：在这做饭与理政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比如说，在烹调配料上的五色、五味、五行相谐关系讲究，这是不是与治国理政上的资源配置同理？还有，在烹调上的刀工讲究，其不仅有美食美学上的欣赏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到便于入味的问题，此者，是不是与治国理政时处理法治与人性间的关系相通？至于说烹调的火候掌握，那在《道德经》中其实早就有“治大国如烹小鲜”一说了。

　　实际上，不仅做饭与治国之间有着相通之处，其实在做人与做饭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请看吧，在我们身边，凡是那些胖乎乎一团和气的大厨和在家中掌勺在单位受人拥戴的领导们，他们是不是在做人与处事上大多持谦卑低调的姿态——我想，他们，是绝不会以己之口味为味，同时呢，也绝不会对他人做出那种味重量小的“饭”来；相反，像那种性格强势毛糙之人，他们在做饭做事时，或可能烧糊弄砸的概率要大些？还有就是那些太过精明之人，若令其掌勺或立于朝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看人下菜”的人），在他们心目中，可能盘算最多的就是食客们的身份与配料成本——像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会做好饭与办成事的!

　　关于做饭与做文间的关系，在此我们不妨以中国文人为例，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文人或因受到道家养生思想影响太重之故，所以呀，他们对于美食与烹调的关注，是几乎演变成了一种个人人生情趣的表达，典型如苏东坡、袁牧、李笠翁、曹雪芹、梁实秋、林语堂、丰自凯、周作人、沙叶新等人，他们呢，不仅个个都是美食家，而且，也都能亲临庖厨烹鲜击肥，而更令人叫绝的是，他们还能将掌勺的乐趣以及对美食的品评给升华出一篇篇美文来，终而，是为中华文学史刷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你说妙不？

　　(2013、1、31  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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